我在催收公司“卧底”,和一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

情催、法催和狗催,我的学习心得和困惑。文|王飞翔编辑|刘海川“中国90后的负债总额接近22万亿元,人均负债12.79万元。”这是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数据,一般人会对此数字感到惊讶,而那些困在债务之中的人则发现,原来还有更多人比自己的处境更遭

我在催收公司“卧底”,和一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

我在催收公司“卧底”,和一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

  情催、法催和狗催,我的学习心得和困惑。

我在催收公司“卧底”,和一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

  

  文|王飞翔

  编辑|刘海川

  “中国90后的负债总额接近22万亿元,人均负债12.79万元。”这是汇丰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数据,一般人会对此数字感到惊讶,而那些困在债务之中的人则发现,原来还有更多人比自己的处境更遭。

  这些负债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?他们又为什么会不断逾期?

  带着这些疑问,我入职北京一家催收公司,正式成为一名催收员。当然,前提是我提交的征信记录和体检报告没问题。

  在我接手的案子中,年轻人占了一半的比例。他们是创业者、赌徒、刚毕业的上班族,他们在公司系统中被统称为“债”。

  一旦成为“债”,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追踪。即使换号,催收公司仍然有很多办法找到你。通过物业公司、通讯公司、社区居委会等一切你留下踪迹的地方,在你的每一个社会网络节点里,公司总能找到你。

  大多数逾期的人,债务都不止一笔。有时他们为了摆脱一个系统中的债,而成为另一个系统中的“债”,直到全线崩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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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所入职的这家“信用管理公司”从事催收已有10年时间。公司承接的业务基本涵盖了所有信贷渠道:信用卡贷款、车贷、蚂蚁花呗、微粒贷以及其他小额贷。

  作为一种隐秘又无孔不入的工种,职业催收常与“暴力”、“逼迫”等标签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不过,公司一位主管告诉我,自从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催收乱象之后,整个行业都受到压力,公司也禁止拨打债务人的通讯录。直到今年风头逐渐过去,这一限制才悄悄解除。

  对大多数人来说,催收不必走到暴力那一步。“当他身边的每一个都知道他欠钱不还的时候,这个人基本上就完了。”主管说。

  这一点从公司部门结构上也不难发现:线上催收员占整个员工比例的9成,剩下的一个部门是实地调查部,即线下催收。

  工作时,我们的私人手机是严令禁止使用的。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带锁的箱子,专门保管员工手机。

  经过5天的职业培训,交上自己的手机之后,我被分到了微众银行催收部,面对的客户主要是微粒贷逾期的债务人。

  正式上岗第一天,主管从系统中抽出141个逾期在3000元以下的案件给我。这些客户预留的电话基本都打不通,而且,因“额度过小”而抽成有限,其他信控员也不愿在这些客户身上浪费时间。

  当然,主管也没有指望我能把这些“烂尾债务”追回来,他只是让我“先打打电话熟悉一下流程。”

  在这份名单上,我大致梳理了一下,年龄最小的是23岁,最大的是45岁。其中,90后占据了一半以上。因此,这些年轻人也成为我观察的重点。

  电话打到第21个时,我问了一个信控员都会问到的问题,这些人如果实在不还钱,怎么办?带我的师傅,也是我们组为数不多的一位“资深信控员”,给了我一个避重就轻的答案:只要能联系上,就不怕他不还。

  前不久,带我的师傅就碰到了一个久讨不还的案子。那是一位来自陕西某贫困县的债务人,32岁,最后实地调查员在当地一家医院找到了他,当时他刚做完心脏手术。

  调查惊动了他的父母。他们恳求宽限一个月,最后压缩成三天。三天后,父母借齐了元,帮他解决了这笔债务。事后,这位债务人向公司投诉,理由是不应在其生病期间追讨,但投诉不了了之。

  师傅告诉我,关于投诉,存在两种情况。“追讨投诉和债清投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如果是追讨过程中,任何一起投诉都很严重;但如果是在债务结清后,随便他怎么投诉也没用,因为公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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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司办公室面积并不大,一扇玻璃门将这里分割成两个世界。门外是行政区,环境安静,气氛轻松。进入玻璃门,角色和情绪立即转变,屋子里充斥着怀疑、质问和威胁。

  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时,我听到一个催收员正和某位债务人通话。尽管几句话用词相似,但情绪和话外音从音量上能明显分别出来:“(高声)你现在能处理吗?(怀疑)你现在能处理?(提高音量)我是问你现在能处理吗?”

  “催收不是客服。”第一天培训时,老师就提醒我们:“你们就是金融界的司法警察”。

  尽管语言攻击是被禁止的,但在接到催收电话时,你不要期待对方会讲礼貌。当然,你可以选择挂掉电话,但后果就是更多的电话。

  公司规定,每一笔债务,催收员每天最多可以打5次电话,超过次数,将面临辞退、扣除全月绩效等惩罚。而在实际操作时,主管告诉我,电话最多不能超过8次。“规定不是万能的。”

  在派给我的第二个任务中,单笔债务的金额已有了明显变化,最大的一笔是24万,逾期2年半。前面3位同事的催收调查显示,“债”(公司对债务人的统称)在河南有3家公司,分别是一个印刷厂,一个混凝土厂和一家水果店。

  这位“债”自称,因为新冠疫情,“前两个厂都黄了,欠了很多钱。”只有一家水果店还在维持,一时还不上。

  还有一条被标注为“敏感”(一般只有投诉过或身份比较特殊的案子才会标注为“敏感”)的信息显示,曾经有一位催收员把电话打给他12岁的女儿,结果遭到“债”的投诉。

  “除了正常投诉,我一天打了40多个电话,打完就挂。”一位接手过这起案件的催收员告诉我,“这就是他这个案子‘情催’的敏感点,也是我们的施压点。”

  “情催”是“情感催收”的缩略语,指利用债务人对家人的顾忌来催收;另一种是“法催”,适合那种文化水平不高,或者法律知识匮乏的客户,包括但不限于“上报征信”、“出行受限”、“列入失信被执行人”等等状态的人。

  “有时候你可以说得严重一点,反正干我们这行就是连吓带骗,要不然不可能要到钱。”这位同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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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公司规定,每天每位催收员至少要拨出40个电话。这些电话大多数不是被拒接就是对方停机。

  旁边一位入职一年多的同事告诉我,每批案子的电话接通率不到5%。事实也的确如此,在我的案件库中,“暂时失联”和“完全失联”是两种最常见的标签。因此,大部分时候,催收员的功夫都花在了如何找到债务人上。

  我打通的第一个电话,是河北一位29岁的装修工,而真正的债务人是他的妻子。

  “她正在一家幼儿园做助教,工作很忙,接不了电话。”这位装修工解释说。这是一笔3万元的案子,至少有超过三个催收员接手过,但都没有完成还款。

  我很想知道,为什么过了一年半,他们夫妻仍还不上这3万元。他的回答语调客气,甚至有一点恭敬的意味。

  3年前,他和妻子承包了当地县城的一个快递站点,一开始每个月能赚一万多块钱。但不到半年,县城陆续出现了好几家快递点,竞争太激烈,每年的承包费也在上涨,他们很快入不敷出。

  “后来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了,才从微粒贷上借了3万元发工资,但快递点后来还是倒闭了,最后赔了七八万。”他说。

  今年又赶上疫情,上半年妻子一直没有工作,直到最近才找到一份幼儿园助教的工作,每个月2500元。“我们不是不想还钱,但是现在确实困难,要不然也不会欠这么久。”电话那头,他又点上一支烟,嘬了一大口。

  “父母有没有可能帮您把这笔钱还了,毕竟现在每个月都有罚息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,他话风一变,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,“请你们不要再给我爸妈和我岳父岳母打电话了,他们都年纪大了,又没有退休金,拿不出钱。”

  作为新手我很尴尬,我试图解释这不是情催,但他显然觉得我在撒谎。催收记录显示,公司一共给他和他妻子打过54通电话。

  最后,他告诉我别人还欠他一笔装修费用,大概2万元左右,年底应该能要下来,到时候会先把微粒贷还上。

  挂完电话,我立刻走到主管的工位上,询问为什么会给他的父母打电话。因为按照规定,在债务人可以联系到的情况下,是不能向任何第三方追讨的。

  主管解释说,“可能是其他公司的人打的,债权人有时会把案子同时委托给很多家催收公司。”

  对这起债务,我在催收记录中写道,“债的爱人还款态度积极,承诺年底先还一部分,希望不再打扰家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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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尽管创业失败是很多年轻人逾期的原因,但赌博也是重灾区。我接手的另一个案子就是如此。

  接电话时,28岁的债务人正在浙江一家模具厂做保安。他逾期的金额看起来不值一提,只有2600多元,但已经逾期一年多。

  据他描述,一年前,哥哥因为赌博欠下80万,直到七八个催收人员堵到家里。他们报警后,前来调查的警察告诉他这是经济纠纷,对方没有使用暴力,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

  “当着他们的面,我把手机上微信、支付宝、京东、拍拍贷能借的全都借了一遍,最后还了7万,他们才走。”他说。

  后来,催收员又上门,这次换了一拨人,但方法还是一样。这位债务人一共帮哥哥还掉10万元。家里已经待不下去,他和父母一起来到浙江打工,哥哥则至今在外躲债,下落不明。

  我劝他说,“你在微粒贷只差2000多元,一个月的工资足够还了,如果再不还可能要上征信。到时候你回家都买不了火车票。”

  “我的征信早烂了,上个月刚把信用卡的5000还了,还有京东、蚂蚁借呗的好几万等着还。”他说。

 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,他大部分时间在吐槽分期乐等小额贷。他一共借了3万,结果要还4万,而且越还本息越多,“早知道不还了”。

  系统显示,他尚有5笔外债未结清。主管对于此类债务早已司空见惯,“这种人已经活不起了。”

  赌徒们一般把催收员称为“狗催”。在询问某债务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称呼时,他给了我八个字:死缠烂打,没有底线。

  有趣的是,2020年12月,这位网贷全面逾期的债务人却转而做起了“狗催”。用他的话说,“趁征信报告还没显示,提前打入狗催内部”,他也因此“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”。

  高中没毕业,他就去了广东打工,接触到“时时彩”。刚开始一把赢一两万,“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”,后来一败再败,直到输掉了家里给他准备买车的钱后,他才发现自己前后一共输了60多万。

  在得到这份工作前,他身上只有300元,跑外卖的电瓶车也被偷了,手机里每天收到十几条各种扣款失败和提醒还款的短信。

  他2020年10月份整理的一份债务清单显示,包括借呗、京东白条、安逸花在内的未还网贷一共3万元。母亲和朋友通过借呗借给他7万元,再加上亲戚借款,总体债务达到70万。“人生彻底失败了”。

  培训第一天,他简直是一个分裂人,这边学习着如何催收的话术套路,那边又被催收人怼着。“太讽刺了”。他发来一张通话记录截图,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,他一共拒接了6个催收电话。

  新工作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2020年11月份,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面积违约,甚至发生租户自杀的极端案例,引发政府高度关注。12月15日,公司系统提醒,凡涉及蛋壳公寓的债务人,一律停止催收。

  他活学活用,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被“蛋壳公寓”坑了的租户。由此暂时躲过几起催收风波。

  这位“技术型债债务人”还告诉我,他也曾经通过使用侮辱性词汇故意激怒催收员,事后再投诉至网贷平台,因此获得过半年多的“催收豁免权”。

  新的工作只是他想要翻本的筹码。在经历过一次次“洗白”(输完本金)之后,他仍然相信,打工还不够还利息,要上岸还得继续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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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系统里的大多数人债务不止一起,在这些案子的描述中,记录会特别注明“共债”(指其他债务)数量。有时他们为了摆脱一个系统中的债,而成为另一个系统中的“债”,直到全面逾期。

  一位95年生的酒店前台,是我接手的案子中唯一的女债务人。系统显示,她的共债规模是5个,信用卡3个,网贷2个,负债近10万。在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,终于从居委会那里辗转联系到她。

  一般而言,公司不允许直接向第三方透露债务人的情况,但带有暗示性的词汇是被鼓励使用的,当你提到“有一笔银行业务没有处理”时,对方通常很快会明白意思。这既是向“债”施压的一种方式,也是联系到他(她)的有效办法。

  电话中,她对自己负债的原因语焉不详,汇总完其他同事关于她的信息后,我大致拼凑出这个年轻女孩是如何掉入债务陷阱的。

  2018年大学毕业后,她做了地产销售,但一直没有“成单”。每个月2000多元的底薪已经难以维持生活。于是她有了第一次借款、第二次借款……数额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。

  中间有段时间,作为长女,她不仅负担弟弟的学费,还帮家人还了一笔2万元的借款。“我在平台借的钱越多,贷款额度就越高。”在微粒贷平台,她目前的额度是4万5,已经全用了。此外还有借呗、百度有钱花、信用卡的借款。

  从去年开始,她换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,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,除去开支所剩无几。一个意外的信息是,她从来不知道,罚息的比例会超过利率的50%。她也从来没有计算过。

  和那些创业失败或赌博成瘾的债务人相比,我接手的许多案子没有太多的戏剧性。他们是银行报告上的一个数据,看起来和大多数人一样,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。但是,他们才是困在信贷网络里的年轻消费群体中最常见的人。

  这些努力工作却依然负债累累的人,怎能不让人感同身受呢?但问题依然没有答案:亲朋好友、债权人、网贷机构或者社会,谁该为他们的债务埋单?

  (实习记者吴奇对本文亦有贡献)

  

  ——完——

  题图:一位资深催收员正在一边查看客户信息,一边电话催收。王飞翔摄

我在催收公司“卧底”,和一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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